继唐代著名的“风度”宰相张九龄之后，北宋时期的岭南地区又出现了一位以“风采”流芳百世的历史文化名人，他就是被后人称为“异代九龄”的余靖（1000—1064）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余靖像。南方日报记者 范永敬 摄

       余靖本名希古，字安道，号武溪，广东韶州曲江人，北宋著名政治家、外交家、思想家和文学家。北宋仁宗时期，余靖曾任集贤校理、知桂州、广西体量安抚使等职位，还曾以尚书左丞知广州。宋英宗继位后，他升至工部尚书，去世后被追赠刑部尚书，谥号为“襄”，因而又被尊称为“余忠襄公”。

　　余靖一生为国家竭智尽忠、建言献策，出生入死、任劳任怨。他在外交、军事、经济、民生等方面都有建树，集学问、政绩、才干于一身。尤其是他在担任谏官期间无私无畏、耿直敢谏、弹劾奸吏的事迹更是深受世人赞誉。他与范仲淹、欧阳修、尹洙被尊称为北宋“四贤”；与余靖同朝为官的蔡襄称赞他：“好竭谋猷居帝右，直须风采动朝端”；宋仁宗为他御笔亲题：“风采第一，广南定乱，经略无双。”余氏后人遂以“风采”为家族堂号，在海内外广为传扬其品德和事迹。

韶关市区内纪念余靖的风采楼。南方日报记者 范永敬 摄

       从政四十年间，余靖从自身仕宦经历与心得出发，总结出“清、公、勤、明、和、慎”等《从政六箴》，以此作为立身原则和自觉要求。《从政六箴》集中体现了余靖清廉守正、抱公绝私、明辨是非、勤恳尽责、推崇俭朴、谨言慎行等精神品质，历经千年依然字字如金，令人深思。

　　直谏敢言“气虹万丈”

　　据欧阳修《赠刑部尚书余襄公神道碑铭并序》所载，余氏先祖原本世代居住在福建，五代之际为逃避战乱迁居韶关，到余靖父亲时方出仕为官。

　　余靖自幼通览群书，博闻强识，历代史记、诸子百家，包括小说、律历，都有涉猎。余靖于天圣二年（1024）举进士，开始步入仕途。最初，他在地方上做过县尉，后来迁任秘书丞，担任集贤校理等职位，从事典籍的整理和校勘工作。在此期间，他治学严谨，以古鉴今，深究治国之道，积累了深厚的史学修养。在地方任上体察吏情、民情的实际经验，也为他日后与欧阳修、蔡襄、王素并称“庆历四谏官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　　根据《宋史·余靖传》，余靖初次展露出不避权贵、犯颜直谏的品质，是在宋仁宗景祐三年（1036）。时任礼部员外郎的范仲淹将朝中官员升迁乱象，绘制成一幅《百官图》上呈宋仁宗，揭发宰相吕夷简用人不当、以权谋私。吕氏深为震怒，反诉范仲淹勾结朋党、离间君臣，范仲淹因此被贬出京城。就在满朝谏官、御史因忌惮吕氏权势而噤言之际，唯独当时还不是谏官、与范仲淹也素无交情的余靖，不惧株连，冒着“越职言事”的风险，为范仲淹鸣不平。

　　余靖在上书中恳请宋仁宗开张圣听、虚怀纳谏，对于像范仲淹这样忠心耿耿、检举大臣的言论，可以选择听或不听，但不要轻易因言治罪。余靖更是犯颜直指宋仁宗自亲政以来，多次驱逐议论朝政的人，如果长此以往，恐怕会钳住天下人之口，导致言路杜绝。

　　当时，宋仁宗并未采纳余靖的进言，反而将他一同贬官，但余靖刚直不屈、勇于进谏的名声，就此传扬开来。

　　不久，宋仁宗迫于内忧外患、国乏民困、社会动荡的形势，不得不在庆历年间（1041—1048）发起新政。庆历三年（1043），他将余靖提拔为右正言，谏院供职，余靖至此正式以谏官身份踏上历史舞台。

　　此时的余靖仍然不改当初冒死直谏、头上“生角”、“气虹万丈”的风骨（蔡襄《四贤一不肖诗》），每有谏言，无所回避。庆历四年（1044）夏，宋仁宗不顾国库空虚、边防吃紧，有意重修汴京（今河南开封）开宝寺内毁于雷火的寺塔。余靖为避免修塔劳民伤财，在朝堂上当着宋仁宗的面极力劝阻。因为余靖素来不修边幅，宋仁宗退朝后，连声向宫人抱怨：“今天被一汗臭莽汉熏杀，他还喷了我一脸唾沫！”（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）因余靖、蔡襄等人的反对，修塔之事最终作罢。

位于韶关的余靖纪念馆内的展览。南方日报记者 范永敬 摄

      弹劾奸佞整顿纲纪

　　余靖专司谏职之后，在庆历新政期间写了大量奏折，存世有五十多篇。这些文章不仅针砭时弊、切中要害，更为朝廷出谋划策，如宽租赋、厚农桑、节国用、防盗寇等，涉及“备灾之术”“安民之术”“经国之要”“救患之方”等施政方略。

　　余靖主张“中外之政，安民为本”，为此，他一方面劝说宋仁宗行德治、施仁政、安民心，对于劳苦大众，要“缓其期”“宽其力”“减其役”；另一方面，他始终将吏治视为新政成败之关键，提醒宋仁宗“任人唯贤”，严选清廉、贤良、敬业的人才，对社会进行有力、有序、有效的管理。

　　例如，在抵御盗寇的问题上，他就将“去贪残之吏，抚疲瘵之民”，看作是“求治之本”。针对南方多地出现蛮兵、流寇作乱的情况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，正是因为官兵“枉杀良民”的残暴行径，才导致乱象频生，并强烈呼吁朝廷重新委派良将，抚恤黎民，使百姓能恢复生产，安居乐业（余靖《武溪集校笺·奏议》）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余靖坚持与不良风气作斗争，对于一些碌碌无为、不循正道、营私舞弊的庸官、贪官，他毫不留情地予以抨击和揭露，对于辅佐朝廷整顿纲纪、扭转仁宗朝吏治的颓败局势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

　　例如，他曾多次上奏弹劾已被宋仁宗任命为枢密使、即将来京赴任的夏竦，斥其“畏懦苟且”“奸邪倾险”，直至宋仁宗下诏取消了夏竦枢密使的职位，改调他职；他还以不任事、不称职、违反朝规等原因，弹劾参知政事王举正、户部判官王球、监察御使刘元渝、太常博士茹孝标等人。宋仁宗爱妃的伯父张尧佐，凭借后宫嫔嫱势力，利用“斜封”“私谒”等不正规的任命流程，快速获得升迁。余靖一再上书宋仁宗阻止此事，他强调此等做法系不正之风，应予以严肃制止。

　　在担任谏官之余，余靖还曾多次出使辽国，利用辽与西夏的矛盾，巧妙斡旋，从容谈判，避免了辽宋之间再起战火。后来，宋仁宗采取了他的计策，册封西夏，使得辽与西夏爆发激烈冲突，极大缓解了两国对北宋边境的威胁，为新政的推行赢得了有利的和平环境。

　　然而，随着庆历新政的失败，加之奸臣的忌恨和报复，余靖于庆历五年（1045）被罗织罪名，贬知吉州（今江西吉安）。

余靖纪念馆内的展览。南方日报记者 范永敬 摄

       两袖清风不取一物

　　外放至吉州之后，余靖辗转于虔州（今江西赣州）、桂州（今广西桂林）、邕州（今广西南宁）、潭州（今湖南长沙）、青州（今山东青州）等地任职。其间，他最重要的功勋之一，便是担任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期间，配合大将狄青平定了以侬智高为首的叛乱，并询民疾苦，安抚流民，制定了休养生息的政策。

　　在此期间，余靖依然高度重视吏治问题。在邕州，他以清正廉洁为标准严明纪律，果断启用了一批廉洁奉公且具有真才实干的官员，惩办、撤换了一批违法乱纪的贪吏和庸碌无为的冗员。欧阳修《赠刑部尚书余襄公神道碑铭并序》称他镇守广西数年间，“岭海肃然”。

　　余靖还以身作则，所经各地，每逢上任、卸任，一律轻车简从，他严令下属官员不许泄露行踪，不得迎送，并谢绝一切馈赠，始终做到两袖清风。

　　嘉祐六年（1061），余靖以尚书左丞知广州，兼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、劝农使、市舶使等，管辖军事、政治、税收、贸易、冶金等各项事务。当时的广州因战事频繁，满目疮痍，治理混乱。余靖向朝廷呈上一系列关于减免流民田赋徭役以及外来商船“装船税”（外国商船装货时所纳的税种）的奏章，以复苏经济、振兴外贸，并获得了批准。他还大力惩治了一批贪赃枉法的官吏，令官场风气重归清明。尽管余靖统管职权甚广，他却从不搜刮民财、中饱私囊，甚至连朝廷因其平乱之功赐予的奖赏，他也分文不取，全部封存于广州的军资库内。据传，他到端州（今广东肇庆）、高州（今广东茂名）视察时，当地官员分别送他一方名贵的端砚和两颗角雕圆章，他都明确拒绝馈赠，坚持自己购买。

　　余靖在广州任职将近5年，因为官清廉，深受百姓爱戴。在任满还朝之际，他更是留下“不载南海一物”的佳话，凭借“风采清华”，博得世人交相赞颂（朱熹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）。

　　宋英宗治平元年（1064），余靖于回京述职途中，病逝于江宁（今江苏南京）。他在晚年时，重新修订了青年时期撰写的《从政六箴》，以“清、公、勤、明、和、慎”六条箴言来约束自我。同时，他也将《从政六箴》作为行为规范，要求各级官员做到清廉、公正、勤勉、明断、和谐、慎重。在“六箴”中，他将“清廉自洁”作为“士”的核心操守，倡导为官当以“不贪为宝”；又将“抱公绝私”作为履职的纲要，主张为政之人要品行端方、秉公执法、不畏权势、不受贿赂。他还告诫下属，在工作中，要兢兢业业、辨清正邪；生活中，要宽厚仁和、反对纵欲。

　　在余氏后裔整理的《余氏族谱》中，同样含“八箴、四禁、十六宜”家规，“八箴”中专门列有一项“廉箴”，而“十六宜”中所含“宜勤职业”“宜尚节俭”，又呼应了《从政六箴》中的“勤箴”“慎箴”，由此可见《从政六箴》对其家族影响深远。

　　总而言之，余靖《从政六箴》从为官宗旨、伦理道德，到履职素养、工作作风，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、丰富而又深刻的思想体系，堪称古代廉政文化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。回顾余靖的宦途人生，无论在中央朝廷参政议政，还是驻守地方辛勤治理，他始终把清廉、自律放在首位，以整顿吏治作为工作核心，为国家和人民立下汗马功劳。余靖竭忠尽职、刚直持正的精神，时至今日依然熠熠生辉，风采动人。

韶关市区内风采楼前的余靖像。南方日报记者 范永敬 摄

【评说余靖】

余靖的《从政六箴》——清、公、勤、明、和、慎，无疑是超越时空的。其中“清”，也就是清廉、清白，被他排在首位，以为“政为民纲，清本士节。立于寡过，先乎自洁。根不坚固，枝必颠折”。

清廉的官吏历来受人爱戴，所以才有清官戏的长演不衰。历史上但凡留下口碑的官员，也都对“清”在宦海生涯中所占的位置有比较深刻的认识。明朝张翰的“清白信居官之要”，更言简意赅。清官的前提正是清廉，倘若收受了人家的贿赂，断案、裁决就不可能有公正可言。战国时的神医扁鹊认为“病有六不治”，没得医，必死无疑，“轻身重财”居其一。官场上的那些身败名裂者，应该最能体会出扁鹊的话的意味。官员一旦把“清”置诸脑后，而一味地盯住钱财，就会不择手段，不顾一切。

与此同时，也要看到还有一种“清”，实际上是“伪”的。如《魏书•刘仁之传》载，刘仁之“对宾客，破床敝席，粗饭冷菜，衣服故败，乃过逼下”。长官如此之“清”、之“俭”，对下属甚至产生了不小的精神压力。然而刘仁之是个表面功夫能做得十足的人。他“外示长者，内怀矫诈”，在官场上“善候当途”，很能把握身居要职、掌大权的人的心理。这一切也十分奏效，令“浅识者皆称其美，公能之誉，动过其实”。伪“清”能换取丰厚的政治资本，许多官员都深谙其道，屡试不爽。

客观地说，即便真“清”，也是为官的起码要求，委实不值得张扬。本该如此的事又有什么可夸耀的呢？但具有真“清”的这种境界及其相应的作为，在当时社会里实在弥足珍贵。因为现实中，事实上，许多本该如此的事情并不如此。余靖的《从政六箴》，在今天仍然不失其借鉴意义，值得弘扬、光大。

——潮白